是的，他就是我国“航天四老”之一、洲际导弹之父屠守锷，一辈子都在为祖国铸长剑，守卫着我们的国土，用他的一生诠释这一个名字的含义。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1917年12月5日，屠守锷出生在有“诗书之乡”美誉的浙江湖州的南浔镇。

  1932年1月29日，当时正在上海中学读书的他，春节前，父亲接他回家，途经上海码头，突然听到天空中传来阵阵轰鸣声，日军的轰炸机一架接一架俯冲下来，投下一颗颗密集的炸弹，原本繁华喧闹的码头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目睹日寇轰炸的这场空难，既有冥冥中宿命的安排，也是必然的人生遭际，雨点般的炸弹、码头上的火海，在生命无常的电光火石间，促使他领悟到自己既有权利去享受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欢乐，也将有义务去勇当一名保卫祖国的战士，在学到足够的文化知识后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建功立业。

  1936年，屠守锷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当时学校没有航空系，第二年增设后，他就毫不犹豫地转入。

  可是就在屠守锷上大二的时候，日本侵占了北平，清华北大等高等学校被迫迁往云南。屠守锷又随学校师生步行80余日赶赴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学业。

  这样的境遇让他刻骨铭心，这样的变故也让他的心里五味杂陈，一个泱泱大国，竟然被日本这个弹丸小国给搞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实在是令人痛心，他更加坚定了救国信念，潜心学习，希望能用所学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1940年，屠守锷从清华大学航空系顺利毕业，并于次年考入了公派留学生，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194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为了更好地提升个人的技能，他欣然应聘入职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成为一名飞机强度分析工程师。对这个宝贵的实践机会，他非常珍惜，整日伏案工作，尽可能全面掌握各项技能。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天，他深知自己的根在中国，他要“为国家办事”，报效祖国。尽管路遥远，尽管困难重重，但拴不住他这颗归心似箭的的心。

  来不及作过多的准备，他毅然舍弃高薪，辞职回国。从美国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由于没去中国的客轮，他就搭乘去青岛的运兵船，历经艰辛，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

  由于当局当时忙于内战，根本无心造飞机，学成归国的屠守锷只得卧薪尝胆，专注人才教育培训工作。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清华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教授。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他逐渐接受了思想，并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在中国的领导下，自己科学救国的志向才能实现。

  1956年，屠守锷在北京航空学院开设了火箭专业，并于1958年初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包括导弹、发动机和制导系统等专业的火箭系。

  年近中年的屠守锷在北京航空学院教书育人，备受学生爱戴；小家庭伉俪情深，生活安逸稳定；善解人意的妻子秋粟分娩在即，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他们充满期盼之情。

  然而，此时一纸调令打破了屠守锷生活的平衡——上级调他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他矛盾、犹豫，一方面要从“设计飞机，教学生造飞机”改行为造导弹，他没有十全的把握；另一方面小家庭的生活重担全要落到秋粟身上，作为一位尽责的丈夫，他于心不忍。当然。善解人意的妻子对他的工作非常支持，打消了他的顾虑。

  就这样，1957年2月，应元帅之邀，他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的第八研究室主任，负责导弹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正如他后来所说，

  身为科研大家，他还引起了敌对势力的注意。在当时为了他的安全，国家甚至出动了一支军队守护他，谁敢动他，都将被格杀勿论，以保证他专心致志地从事导弹研发工作。

  导弹研究对于屠守锷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和当时的很多专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在模仿、摸索中稳步推进。

  1961年突然有一天，苏联单方面终止了两国间的新技术协定，不由分说地就撤走了全部专家与资料，还丢下一个重重的讥讽——

  1961年9月屠守锷临危授命，出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全面主持研制“地地导弹”技术工作。

  上任伊始，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定了“八年四弹”（“四弹”指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规划，该规划成为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发展的蓝图。

  但现实很快打脸。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用算盘算出来的数据与苏联专家提供的对不上，团队内部意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的人觉得“听苏联专家的绝不会错”，而屠守锷则力排非议，认为“数据面前人人都平等”。

  屠守锷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并不气馁，痛定思痛，他和小组成员认真分析原因，查漏补缺，最终发现了设计的具体方案的缺陷所在。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后，1964年屠守锷带领团队又进行了连续八次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都获得成功。

  1965年3月，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尽快造出中国首枚远程导弹，屠守锷被任命为该工程总设计师。

  1968年，屠守锷制定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的具体方案后，带领大家数百次地检查数十万个精微部件，及时排除毎一条潜在隐患，还亲自爬上发射架，眼看手触那些关键部位是不是无恙。

  1969年，一篇关于我国面临核威胁的报道在国内热传，国家高层当即决定推动国防科研，并明确说没有洲际导弹的国家，是不稳定的国家。当时的我们已有和氢弹了，但还是缺少与大国相匹敌的远程打击能力。

  洲际导弹最难的课题就是给导弹减重。在没有减重之前，洲际导弹预计射程为8000公里，但是当时国外早已突破了1万公里的射程。而贮存燃料容器贮箱，占导弹全长一半还多，给它减重，就能增加射程。

  当屠守锷和著名的材料专家姚桐斌把目光瞄准了高强度的铝铜合金材料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

  因为燃料具有强腐蚀性，利用铝铜合金试验片进行捍频，这个工艺当时没人敢触碰。

  屠守锷明白，即便用铝铜合金材料可以有效减重，但如果贸然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时，有人提出要不还是用更重的但更安全的材料吧。

  “不行！更重的材料会影响射程，难道中国的洲际导弹就只能停留在8000公里的低水平上吗？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这难道不是更大的冒险吗？一定要攻克难关！”

  他立刻领着攻关队伍做试验，可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有时焊缝的效果平平，有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想出的新办法，效果反而不如以前，甚至更差。

  屠守锷不服输的劲头又上来了。他索性把铺盖搬到了试验现场，和科研人员同吃同睡。方案失败了，又去探索另外一个新方案，仅焊丝化学配方就试了500多种，终于研制出了铝铜合金专用焊丝，同时探索出了一整套特殊的焊接工艺方法，完全达到了设计标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又不期而至。飞行试验中贮箱冒出了白烟。

  一个偶然的机会，设计部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篇报道，说是导弹飞行到一定高度，只要温度和湿度适宜，就会产生白烟。

  屠守锷精神为之一振，迫不及待地拿到那本杂志，马上赶到几十公里之外的空气动力研究所请教，并迅速组织科研人员开展研究，经过一个星期的理论研究和试验验证，终于明白白烟与焊缝无关，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敢懈怠，每天在火箭试验阵地和发射阵地之间往返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有些时候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

  当导弹已经在发射架上竖立起来的时候，屠守锷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又一次爬上了发射架，仔细地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

  正当他们准备进行全程试验时，政治运动的冲击，导致试验被迫中断，这一耽搁就是9年。

  1980年中国向全世界宣布：5月12日到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半径70海里的圆形海域，发射运载火箭。

  为了保证发射成功，屠守锷和当时研究院的院长张镰斧带着实验队进入了寒气逼人的戈壁大沙漠。大沙漠的气候、大沙漠的恶劣环境对他们这些年过半百的人来说是一种考验。

  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屠守锷为了确认和保证这颗导弹上面十万多件零部件全部处于一种非常好的工作状态，他每天都在火箭实验阵地和发射阵地之间来回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和考核，有些时候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

  当导弹在发射架上竖立起来的时候，屠守锷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说他还要上去做一次检查，就又最后一次爬上了发射架，仔细地进行了最后一遍检查。

  1980年5月18日，作为我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屠守锷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伴着惊天动地的巨响，导弹穿过云端，越过赤道，精准命中了万里之外的目标。

  在听到了击中万里之外的目标时，一向倔强的屠守锷，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住眼睛孩子般地哭出了声音，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这一哭一笑，是20多年刻苦钻研、艰苦奋斗、忍辱负重后，各种情绪凝聚在一起的宣泄和释放。

  东风五号导弹的诞生，性能技术居于世界前列，标志着我国战略导弹核武器达到了新水平，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了洲际打击能力的国家。

  屠守锷不屈不挠，凭借有限的外部报道和自己的实践，带领团队断断续续，历经八年，成功研发了东风四代导弹。

  屠守锷的贡献并未止步，在对我国远程导弹攻关的同时，他还担任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长征二号火箭返回式卫星计划也是他提出的新思路。时至今日，这一设计理念仍影响着全球火箭发射技术。

  1975年11月，由远程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使我国的运载火箭开始步入实用阶段。

  根据发射不同卫星的需要，屠守锷领导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技术状态的适应性修改，成功研制了长征二号C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等技术性能有了明显提高。该火箭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后，对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后来我国研制的长征二号E火箭，就是以长征二号C为基础，经过捆绑助推器等技术改进而成，即“长二捆”火箭。

  为加快推进“长二捆”的研制，年逾古稀的屠守锷亲临第一线和有关专家一起讨论，研究捆绑火箭动力学数学模型、计算方式、试验方案。同时他积极宣传研制捆绑火箭对我国航天发展的意义，推进我国运载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火箭成功进行了首次发射，我国航天人由此创造了用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捆绑火箭的世界航天奇迹，为我国运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1986年屠守锷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从风华正茂，到年逾花甲，屠守锷一生默默拓天荒，潜心为国铸长剑，他用一生诠释了自己名字的含义。

  洲际导弹是护卫祖国的长剑。正因我们有了象屠守锷这样一批心怀“国之大者”的科学家，他们隐姓埋名，矢志国之重器，我们才有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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