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在多重合力作用下，全球供应链也在形成大分流，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也正在形成新的平行供应链。

　　如何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提升供应链的效率和灵活性，是未来中国制造与供应链发展的重要课题。

　　近日林雪萍教授出版新书《供应链攻防战》，我们也基于这一内容专访了林雪萍教授，就供应链话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我们正处于一场大变局之中，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反全球化、全球供应链脱钩与“短链化”、全球产能加剧过剩等趋势将重构地球村，让全球化结构越来越复杂。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组织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跨地区膨胀的现象，其所形成的跨地区连接，某一些程度上，也是权力关系的延伸，包含政治、军事、金融和制造体系。

　　过去，供应链转移有两种动因：一个是成本驱动，另一个是打破贸易壁垒，而在近年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就是跨国企业为了避险而要求供应商进行强制迁移。

　　也因此，如何设计好兼顾国内与海外的、面向未来的供应链，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挑战。

　　而要设计面向未来的供应链，就需要思考全球化是怎么样发展到这一步的，以及未来又将发生何种变化。

　　通过了解供应链在历史中的发展进程，我们大家可以在全球化大变局中更好地寻找自我的定位：

　　可以说，过去供应链的格局，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它具有完善成熟的“骨架”，能够最终靠形态加以分别。

　　1971年，美国制造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除了1975年有过一次反弹，一直呈现加剧趋势。与此同时，美国就业人口数量在1979年达到高峰后，就开始扭头朝下。

　　这背后是美国在将制造不断外包给其他几个国家的工厂，其中，亚洲工厂是最主要的受益者。

　　彼时，日本汽车、家电产品也正大举进入美国市场。日本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在美国市场大获成功。

　　日本产品的质量与价格上的优势，让当时的美国陷入恐慌。各种针对性的贸易政策和制裁手段纷纷出炉，公众甚至会出现打砸丰田汽车的事件。

　　而此时的美国跨国企业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本土制造很难击败日本这一竞争对手。

　　于是，跨国公司开始成为急先锋，纷纷剥离代表重资产的工厂，此后制造和设计开始分离。

　　当时基本上没有人意识到，新的专业化分工时代慢慢的开始，直到很久，人们才能看清楚这种分工的意义。

　　1984年，没有工厂的戴尔电脑诞生；1985年，只做设计的高通诞生；1987年，只做芯片制造的台积电诞生，它们共同见证了美国产业浩浩荡荡向外转移的一幕。

　　在当时的美国，“制造”已经被贴上了不受欢迎的标签，离岸制造外包导致供应链向四面八方扩散。

　　而作为追求高利润的先锋，美国制造商更是主动参与设计，推动供应链在流动中寻找价值洼地。

　　随着供应链整体搬家，伴随着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与本地廉价但好用的劳动力相结合，“亚洲四小龙”就是这样被缔造出来的。

　　如果说“离岸制造”确立了一种完善的商业模式拉开了全球化序幕，那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信息平权时代，则加速了这一过程。

　　1992年，跨太平洋4号电缆PC-4成功连接美国和日本，之后的10余年里，PC-4的带宽频率从0.56GB每秒一路跳升到640GB每秒，增长了1000多倍。

　　也就是PC-4建成的第二年，中日第一条海底光缆建成，它的通信能力是1976年建成的中日海底同轴电缆能力的15倍。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建设了近20条国际海底光缆。

　　跨太平洋促使贸易与决策信息可以被即时传递，加上空运和海空的有机组合，使得低成本的制造和高效率的贸易网络有机地结合起来。

　　独立的企业资源管理软件ERP与德国SAP以模块化、共享数据库的形成，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化支撑。

　　它们打通了企业各部门之间信息壁垒的信息化技术，改变了企业组织生产的形态。

　　先订单后制造的模式，决定了戴尔可以将制造工厂迁移到任何离用户最近的地方，并且生产组装销售周期，也从22天缩减到3天。

　　信息化技术为公司能够带来了全新的技术思维和管理理念，供应链慢慢的变成为企业家手中的利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企业只一定要做好品牌和品牌营销，将琐碎、无聊、危险的生产外包出去。就能够得到巨大的成功。

　　但是这种依靠外部组织形成的嵌合，需要高度精确的对接和控制。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成本、质量、交期，样样不能出差错，一定要有合适的承接地。

　　全球化带动供应链日益庞大，而一个稳固可靠、经济实用的承载地点，是全球供应链的必要着陆点。

　　但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意味着体量小、市场容量不够的国家，还不足以成为全世界化走向成熟的标志性节点。

　　也因此，2001年中国加入WTO，正好承接了这股喷涌而来的巨流，中国制造正式奏响了全球化主旋律：

　　2001年，中国GDP总量为美国的八分之一，但2022年，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70%，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达33.2%。

　　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7%，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近30%，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占全球制造业比重分别为11%和17%。

　　在200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成为全球第一后，就从始至终保持强劲的增长，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

　　全球市值排名经常位列第一的苹果公司，90%的手机制造是在中国工厂完成的；

　　从2014年起，连续9年排名世界第一的沃尔玛，在中国的供应商达到了2000家，每年从中国采购的商品总量占全球采购总量的70%左右；

　　而市值超过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总和的特斯拉，2022年在中国市场的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40%，特斯拉设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全年交付超过71万辆，占比高达54%；

　　1990年，美国股市总市值达3.09万亿美元，仅比排名第二的日本多100亿美元，中国股市则刚刚起步，总市值只有20多亿人民币；到了2020年，美国总市值为44.5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4倍，也是日本企业市值的6倍。

　　如果我们把全球供应链的力量比作一个变化的函数式的话，那么其中最大的变量无疑就是美国和中国。

　　回顾全球化进程，如果说，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是恰逢其时地出现在全球化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上，促进了全球化的繁荣发展。

　　第1个阶段是成本领先型的制造业。这大多数表现在后发国家，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价格显著的低于全球市场平均价格，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家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低端的制造业产能。

　　转移的产业主要是以中低端的轻工业为主，服装是最为典型的。此阶段能够说是把一国的居民从赤贫的状态能提升到温饱。

　　第2个阶段是规模优势阶段。此阶段的制造业往往是体现在规模优势上，这样一个时间段一国的某个产业已经再全球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要素价格也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低价。

　　这个时候肯定要讲的是规模和配套，通过这一种规模优势来降低自己的系统成本，以此维持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优势地位。

　　但是大家需要看到，这仍然是一个较为低级的阶段，企业之间的内卷还是很严重的。

　　第3个阶段是依托于技术要素，获取全球的市场。往往这样一个时间段进入一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领域，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研发，产品的技术上的含金量较高。

　　这个时候的产出比较好，而且竞争相对没那么激烈，工人的收入非常高的。

　　在传统的视角下，制造业发展到此阶段，其实就已结束了，如果一国不能维持持续的快速进步，那也非常容易被后发国家追上。

　　在以前的框架下，制造业的故事到第3个阶段就结束了，之后就因为倾销、贸易保护等政治和政策原因，国家之间出现经济、地理政治学冲突等。

　　过去中美“蜜月”期间，中国发展的主要产业还是替代日韩，一些技术上的含金量较低的产品，但是这些年来，中国在很多产业上已经具备了替代欧美产品的能力。

　　在贸易理论中，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但这个比较优势理论只适合小国，在资源充分的利用的前提下，才有比较优势理论。

　　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在拥有充足资源和足够高的效率下，最后不是比较优势，而是中国产业在内卷之下，形成绝对的优势，很多产业所到之处，最后就只剩下“中国玩家”了。

　　另外，加上2020年初，疫情爆发，供应失序，打乱了全球制造的节奏，供应链开始呈现出脆弱多变、复杂交织的新形态。

　　尽管疫情对生活的影响到2022年底已逐渐消散，但对供应链的长远影响却愈加明显起来。

　　美国接连出台了与产业相关的法案，这些法案联通更加严厉的制裁、脱钩、围堵等手段，指向中国。

　　俄乌之间的冲突彻底打破了欧洲廉价能源的格局，这给欧洲工业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这些事实，让既有的供应链布局受到重击。廉价且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开始受到质疑，供应链主权的意识也飘散过来。

　　但这种思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面临着完全不同于以往天灾或者下行经济周期的阻力，国家力量已深度介入：

　　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明显加强了对制造的投入，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发挥积极作用。

　　日本则投入更多的补贴，大力鼓励日企回归本土制造。供应链的公司竞争属性，开始叠加国家属性。

　　未来的全球制造，不会再围绕着一个“拥挤的世界工厂”展开，相反，快速反应的本地市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都将助推分散式制造，一个供应链大分流的时代正在到来。

　　于中国而言，在这个全球化局部加速的时代，中国供应链的向外迁移，也并非只是自然的产业溢出，而是既有溢出又有迁移。

　　中国制造正在进入一场供应链保卫战的关键窗口期。只有认清供应链的规律，才能有更大的胜算。

　　通缩的魅影飘荡在经济的上空，地产处于下行周期，也让很多人感受到资产负债表的寒意，让人联想到96、97年前后，国内产能过剩、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景……

　　如果我们把眼光深入到产业链、供应链，深入到一家家企业，就能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并对当下的国际秩序形成巨大冲击。

　　20多年前，中国本土的工程机械市场，几乎被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日立等品牌占领，但今天，我们正真看到，三一重工、徐工机械和中联重科在很多细致划分领域已经主导了中国市场。

　　连接力与高效运营相关，控制力与价值稀缺相关。一方面，供应链的高效运行，离不开连接力和控制力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国家意志也能够最终靠一定的制度设计，投射到产业和企业未来的发展中，进而影响供应链的形态。

　　中国光伏、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崛起能看到供应链设计力的影子，美国通过管制规范、投资审查等手段间接改变全世界制造的分布形态，也是供应链设计力的一种体现。

　　因此从供应链连接力、控制力和设计力的视角来看，对于供应链攻防战，我们能有一个更清晰的思路：

　　过去20年，中国制造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得益于中国供应链的高效运转。无数条供应链互相交织，庞大的人力物力与之匹配形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系统。

　　以邵东打火机为例，其能够十几年不涨价，一直卖一块钱还有利润，正是有着一套高级的人工组织的方法。

　　邵东分布着大量精细分工的小企业。它们甚至只靠一道工序，就能在当地打火机产业中生存下来。

　　并且不同的供应链相互交织，再次形成新的连接。新的连接突破了原有的供应链单链发展的脉络与节奏。

　　比如，过去一些外国学者抱怨中国的光伏和液晶电视产业，坐享美国的基础创新成果，却没有将制造机会留在北美。这种指责其实充满了对供应链的偏见。

　　光伏最早是美国应用在航空航天器上的，这种技术需要经过漫长的转化和巨大的投资，才能真正的完成民用商业化。

　　第四棒交到了中国手里，起初是在西部地区进行示范性应用，中国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逐渐形成大规模的制造。

　　中国在电站、光伏组件、电池片、加工设施等环节形成了复杂的供应链，才最终真正的完成了光伏的商业化。

　　从连接力的方面出发，就会发现，与光伏几乎同时间茁壮成长的，还有液晶电视产业。

　　一条供应链，可以对另外一条不同产业的供应链输血。熟悉电子制造的工人进入了光伏产业，这是复杂供应链提供的整合优势。

　　当前中国光伏前10名的制造商中，天津中环、陕西隆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半导体材料产业进入了光伏产业。

　　在中国，作为成品制造商，无论是电脑厂、机床厂，还是汽车厂，都可以看成是供应链上的链主企业。

　　它们正在被寄予新的期望。链主企业既可以直接购买成熟零部件，也可以躬身入局与上游供应商一起投入研制。

　　如果链主企业能与上游供应链进行深度合作和研发，那它对供应链的提升将是决定性的。

　　比如，当上汽通用五菱将方向盘的制造知识分享给上游控制器厂商，并一直向前延伸到芯片的时候，控制器和芯片厂都可以大幅度提升自身的能力。

　　实际上，供应链的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有链主意识，它可以向上游或者下游传递自己拥有的知识。

　　每个企业都需要有一种链主意识，如果每条供应链都变得强壮和紧密，就会让中国制造产生极大的韧性。

　　比如，全球自行车齿轮霸主日本禧玛诺，是一个具有着强烈连接力的节点企业，其对于个人用户喜好的认知，甚至高于捷安特、LOOK这样的自行车整车大厂。

　　对于供应链的上下游而言，订单只是交付凭证，企业之间的默契、配合、信任与深度交流，才是供应链韧性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的企业组织经连会一直是本国制造业的法宝。核心制造企业会通过持股或保证订货等方式，将零部件供应商捆绑在自己的供应链上。

　　这种连接非常紧密，有很强的荣辱共进的特点，这也有效地保证了日本制造的强大。

　　可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是供应链效率的竞争。当不同企业、不一样的行业的供应链叠加起来，就会呈现一个国家制造的竞争力。

　　苹果手机在中国制造的产能超过了全球的90%，其中半数的新品都在郑州富土康工厂生产。

　　如果苹果决定要搬迁到印度，富士康大概并不是特别需要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相当产能的迁移。这些产能可能会永久性丢失，也有一定可能会导致周边设备商同步搬到印度。

　　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变化是，全球新一轮工厂建设潮正在开始，新的连接区域开始诞生，而原有集中工厂的活力会受到削弱。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工业体系有着非常强的完整性。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包括41个大类和666个小类。这些大小门类，不断交叉组合，相互竞争、进化，这才形成了中国制造特有的超级连接力。

　　但如果这种超级连接力被削弱，就会导致供应链能力等级的恶化，从而阻碍中国制造向更高价值链攀升。保护供应链的连接力，是相关产业刻不容缓的行动。

　　连接力为供应链提供了高效运转的效率，但就跨国企业的布局而言，其一直通过控制力来形成对供应链的价值主导权。

　　芯片作为“卡脖子”的代表案例，就是跨国企业对于供应链拥有优势支配力的一种表现。

　　2016-2019年，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采购的超200万元人民币的科学仪器中，包括解析蛋白成分的质谱仪、高分子材料含量分析的光学色谱仪等国产率不足1.5%。

　　而如果没有瑞典SKF、德国舍弗勒等公司的大型轴承，中国优势装备行业的风机的主齿轮箱就非常有可能无法有效运转。

　　在这方面，大连依利特、悟空仪器等国内公司正努力撕开被日本岛津、美国安捷伦等占据的市场。

　　其中，真空脱气机的主要厂家是美国IDEX旗下的SYSTEC，氘灯、超宽光谱范围硅光二极管厂家是日本滨松。

　　供应链的控制力无处不在，这正是先行者利用领先优势从供应链上攫取丰厚利润的手段。

　　跨国企业以其技术领先性或者产品独特性，在供应链成百上千的连接点上，实现了对关键节点的控制，形成了对供应链价值分配的线）控制力环环相扣

　　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突破计算机器或者仿真软件都无济于事。这种通过连锁挤压的方式来来控制，在行业中也很常见。

　　这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有一些“卡脖子”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缺陷所导致，而是规模经济性所形成的。

　　例如很多海洋传感器需要依赖进口，但这类传感器往往高度细分，每种细分产品的产值实在太低。

　　前者按照摩尔定律需要快速进化工艺，制程每前进一代往往都需要新一代的设备和软件。

　　更大的难点在于系统的复杂性和供应链的广泛调度。可以说，虽然芯片和“两弹一星”同样是复杂系统，但其供应链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路径。4）有突出贡献的公司是关键

　　华为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13000颗以上的器件替代开发，4000个以上的电路板反复换板开发。

　　华为在重压之现出来的韧性，从某个角度反映出供应链的竞争正处于深度胶着状态。

　　理解制造的差异性和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作用，对于理解控制力的形成和“卡脖子”现象会有较大的帮助。

　　供应链的大变局，是从供应链“脱钩”或者所谓的“去风险”开始的。这一举措强化了供应链的国家属性，削弱了供应链的全球公器属性。

　　商业组织并不乐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它们更欢迎自由的流动。这让设计力容易变形，因此很难形成两套国产化，可能会引起跨国制造商的集体反对。

　　供应链设计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寻求再次融和以及反脱钩的力量，成为国家和企业的重大命题。

　　由于供应链走向节点分散的可能性大幅度提升，中国制造走出去、“再出海”也成为关键选项。

　　中国需要在全球系统性投放制造能力，出海的中国企业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单打独斗去闯荡市场。军队普遍采用的“合成营”“合成旅”的作战编制，同样适合中国企业。

　　以前出海企业也许能够带动自己上下游的供应商一起行动，但现在更需要有金融、情报、物流等多种力量的伴随。

　　例如在东南亚扎下深厚根基的日本制造，正是靠着财阀集团的“合成营出海”方式，日系汽车击溃福特、通用、大众汽车等竞争对手，在印尼市场占有率超过95%。

　　在当前国家参与的力量越来越显著的时候，中国企业的供应链组织方式也要重新设计，在全球市场应对国家级的角力。

　　如果意识到供应链连接力是中国制造的巨宝，那么门类齐全的中国工业就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

　　中国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和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保持供应链连接力的要义，是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形成供应链不可分割的局面。

　　尽管，自特朗普时代以来，美国就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和脱钩，并且美国政府还要求其它国家组成产业联盟，以此遏制中国的发展。

　　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美国是由很多群体和利益集团组成，他们相互制衡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

　　以半导体为例，美国前5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分布在美日荷，这5大设备制造商中，除了荷兰阿斯麦尔，其它四家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都占到各自的全球业绩的30%左右，并且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

　　拿京东方来说，京东方刚在合肥建厂时，可以说起步艰难。而在当地的联想电脑生产基地，一举吃掉京东方40%的产能。

　　国内供应链一个又一个价值节点，正是在这种嵌套的过程中由链主企业引领突破，进而实现对供应链控制力的整体增强。

　　过去，国内政策的一些设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光伏产业，再比如新能源汽车产业，它们都慢慢的变成了国内产业的领跑者，在全球也属于领跑者。

　　以日本为例，在1976~1979年间日本政府启动了VLSI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联合研发项目，政府出资290亿日元，日立、日本电气 （NEC） 、富士通、三菱、东芝五大公司共同出资440亿日元，整合了全国政、产、学、研各界资源集中攻关，提前于美国研制出64K至256KDRAM芯片，这使得日本半导体在20世纪70年代赢得了大翻身。

　　随着全球化进入了局部加速的新周期，全球各地的新工厂加速建设，产业外迁东南亚、墨西哥，发达国家工业回流等一系列变化，推动着形成全新的分布式制造格局。

　　而建立韧性供应链，也要求着中国制造有耐心的心态，来打这一场持久战，这注定是一场漫长而又艰难的“战争”。

　　但是只有一个强韧性的供应链才能推动中国梦的实现，而这不光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使命。